作者：丁骋骋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的策略就是通过发行货币，加以巩固己方货币，并不断驱逐他币，从而建立良币的优势地位，最后形成了“物价随环境，比价求稳定”的共识。这一决定几乎完全与后来国际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一致。
抗战期间，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8个抗日根据地。由于各个抗日根据地经济基础薄弱，而战争对根据地政府财政造成巨大压力，为了经济建设和财政周转的需要，每一根据地都发行了货币。在八路军开辟的根据地，一般统称边币，新四军开辟的根据地一般称为抗币，这就形成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各个根据地都曾发行一种甚至几种纸币，也有少数布币和金属硬币。据统计，根据地的货币约145种名称、25种面额，版别则多达636种。
当时，除了法币和各根据地边币（抗币）以外，还有以下几类：外币，如英镑、美元和日元等；日伪货币；各家地方银行发行的杂钞，以及店铺商号随意发行的土票等，流通的纸票不下数百种。“这是统一的独立的现代化国家所绝无仅有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特有的怪现象”。沦陷区、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各类货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根据地货币与法币、地方银行钞票、私商的杂钞、日本侵略军的军票及日伪政权发行的钞票形成多方博弈。
我党领导下的众多根据地中，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基础上成立，这家银行后来与晋绥银行组建成为西北农民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共党史和金融史上都有重要地位。陕甘宁边区银行先后曾发行三种纸币。由于国民政府拨给边区的军饷中零星辅币十分缺乏，边区从1938年7月开始通过光华商店发行1元以下的辅币，这就是光华代价券。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军费，经济封锁加剧，边区遭遇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开始发行边区银行币。1944年6月，边区银行为了稳定币值发行商业流通券，一直到1948年初。
相比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日伪的“联银券”，华中、华南根据地货币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日军的军用票和“伪中储券”，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对手则是法币，因为前两类根据地主要分布于沦陷区。归结起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的策略就是通过发行货币，加以巩固己方货币，并不断驱逐他币，从而建立良币的优势地位，以稳定其经济，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这包括阵地斗争和比价斗争两大部分，前者是每种势力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货币流通范围，阵地斗争要获胜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军事政治斗争的胜负。比价斗争是指尽可能稳定或提高自己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比价，目的在于争夺物资，有利交换。
在阵地斗争过程中，边区银行认识到“在法币与边币的关系上，法币是‘长脚’，不但可以在辽阔的友区使用，还可以在边区使用，边币只能在边区流通，所以是‘短脚’”。这样一来，边区内部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边币流通量，有一部分被法币取代，形成“货币替代”问题，结果使边币量与商品量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导致严重通货膨胀。边区政府在法币问题上，长期存在“稳物价”还是“稳（与法币）比价”的争论，最后形成了“物价随环境，比价求稳定”的共识。这一决定几乎完全与后来国际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一致。实践出真知，共产党通过在实践中摸索，渐渐把握了货币流通规律。
今天我们知道，货币替代通常有两种名义锚选择，即“汇率稳定机制”和“货币供给稳定机制”，由于战争时期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如果不稳定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货币供给也将不稳定，那事实上变为没有名义锚。问题在于，如果要保持边币与法币比价稳定，边币政策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根据三元不可能定理（impossible triangle），就要控制边区与国统区之间资本流动。那时还没有蒙代尔三角理论，但中国共产党已意识到这一现象，怎么克服这一矛盾呢？边区银行当时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发展生产，实行自给自足，第二严格管理对外贸易，第三严格管理外汇。正是在抗战后期边区对法币实行严密管制，维持了边币与法币比价稳定。同时在对待法币问题上，不是简单驱逐，而是利用法币“腿长”优势争取物资，保障了物资供应。
回望当年，根据地货币长期居于弱势地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法币、日伪币不及之处大力发展自己的货币，从而得以大大扩展根据地货币的流通范围。随着后来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各自分散的根据地货币联合发行统一的“人民币”。
责任编辑：郭建